内卷的本质下，清朝重蹈了农业王朝的宿命！

内卷一词已经成为网络热词，为广大网友们所熟知。

但其实这个词最早是一个学术词，跟我们现在所认为的内卷有所不同，意思也略有差异。

我写这片文章中的“内卷”的意思是：社会发展停滞后也就是在没有增量资源的情况下，整个社会对存量资源争夺而加剧的一种社会现象。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做一大锅饭，今天是五个人吃，都吃饱了；第二天又做了一锅饭，十个人吃，都吃了半饱；后天又做了一锅饭，来了二十个人。为了吃饱饭这二十个人你争我抢，谁先到或这力气大就能吃到。

换句话说，吃蛋糕的人多了，但蛋糕并没有增大。

存量博弈本质就是零和游戏，马太效应，强者是因为掠夺了弱者的资源而变得更强，而弱者则因为丧失了资源而变得更弱。

在农耕文明的阶段争夺的资源主要是土地与人口，只有占领更多的土地与人口就能生产更多的粮食和其他手工业品。

作为一个历史创作者，每天都会为创作出有新意的历史文章而绞尽脑汁。但如果我们把现在的一些流行词汇或者现代社会学知识来解释一些中国历史事件，就会得到一些新的理解，或者说从另一个角度看历史问题。有点意思。

比如清朝的一系列农民起义，如白莲教大起义、太平天国、捻军等。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康熙下诏“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规定以康熙五十年（1711年）在册人丁数作为全国征收丁银的固定总额，以后新增者为“盛世滋生人丁”，从中央到地方均不得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增税，这就是采取摊丁入地政策，废除人头税（丁税），并入土地税内。

这项政策废除了千百年来的人头税，使许多无地或少地的穷人敢于多生孩子，使人口进一步增长。

据估算康熙十九年（1680年）前后，人口增长到1亿；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超过1亿。

到乾隆后期，全国人口正式突破2亿，到鸦片战争前夕的道光十三年（1833年）又猛增到4亿。

由于清朝前期和中期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以及大力推广红薯、玉米等高产作物，所以清朝人口的增长一反中国人口过去的波浪式增长型态，呈现斜线上升。

历史网友们有句话挺有意思也很有道理：中国古代王朝基本上把东亚能种地的地方都占了。西伯利亚为什么不去占领？因为那里冰天雪地根本没法种地，占了没用根本没有动力。

从康熙平三藩收台湾之后再到乾隆消灭葛尔丹，将新疆重新纳入版图，国土面积基本定型，中国就再也没有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了。

相应的，也没有增加耕地。

这就带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如何养活那么多的新增人口？

要知道，在古代没有化肥、农药，也没有大型农业机械，更没有农科院培育的高产种子，农业增收全靠开垦更多的土地，否则人就没饭吃。

比如两广地区人均耕地面积由康熙二十四年的40.88亩下降至嘉庆十七年的1.62亩！在古代，一亩地产的粮食是根本养不活一个人的！

但人不会让自己活活饿死，他会想尽一切办法活下去，比如向其他地区移民。

中国移民上三大移民事件：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就极大地缓解了当地的人地矛盾。

可以这是治标不治本的，因为即使移民完全解决人地矛盾，只能部分缓解。

另一个方法是想尽一切办法增加土地，如开垦森林、围湖造田、填平河道等，这样一来严重恶化了生态环境，会引发更加频繁的自然灾害，如水土流失、洪涝灾害等，反而加剧了粮食危机。

人与土地的矛盾 ，似乎成了古代农业王朝不得不内卷的宿命。

先看川陕楚白莲教大起义。

乾隆中后期，由于人口增长迅速，土地兼并严重，四川、湖南、陕西、河南、安徽、江西各地出现饥民，无地可种，无法谋生。

当时四川湖北陕西交界地区是一片原始森林地带，乃是无主之地，所以许多饥民纷纷涌到这里砍伐森林，开垦荒地，种粮谋生。

乾隆三十七年至三十八年（1772年—1773年），川、楚、陕、豫等省饥民来到两省交界山区的谋生者就达百万人。

川楚边境地区土壤瘠薄，气候恶劣，流民除了搭棚佃耕土地外，还在木厢厂、铁厂、纸厂等工坊做工，获取微薄工钱，方能生存下去。

“山间佃众田稀，供不及求，谋耕急切，则租约必重。”

即使如此，官府也不放过这些流民，经常派出差役前往这里征收各种苛捐杂税，令流民们的生活雪上加霜。

这些流民除了要忍受恶劣的生存环境、艰苦辛劳的工作之外，还时常遭到官吏、差役、兵丁的欺凌，精神和肉体同样痛苦。

正因为如此，所以白莲教便在这里迅速传播开来，流民们纷纷入教，一方面是获得精神上的解脱，另一方面是入教之后可以团结起来，对地主劣绅、抗贪官污吏。

嘉庆元年正月初七（1796年2月15日），白莲教开始起义，如同大火燎原一般。这场波及5省持续了9年的白莲教起义，占据或攻占州县达204个,至嘉庆九年（1804年）九月，才终告失败。

为了镇压白莲教大规模起义，清廷调集了十六省数十万军力，耗费了两亿两白银，相当国库五年的财政收入，使国库为之一空。战争中，清军有1名总督，十余名提督、总兵等高级武官及副将以下400余名中级武官阵亡，兵丁死伤数以万计。

川陕楚白莲教大起义，宣告了“康乾盛世”的终结，从此清朝开始走向衰亡。

再看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之所以爆发，除了洪秀全等人的山寨版基督教忽悠之外，还有一个社会原因，就是内卷。

这个内卷就是土地、水源等资源的内卷。

在太平天国爆发之前，南方经常发生“土客械斗”，死伤无数。

土指的是广府人，客指的是客家人。其实广府人也是从北方中原迁到粤南，客家人迁入两广的时间比广府人晚，当时两广平原已经基本被广府人开占完，所以客家人只能聚居在条件艰苦的山区。

随着时间推移，客家人口渐渐增多，贫瘠的山区承载能力有限，开始向平原地区移民。而广府人居住的珠三角及粤西平原区，地广人稀，物产丰富，双方矛盾开始激化，为了争夺土地和水源开始大规模械斗。

咸丰同治年间1854-1867广府人与客家人展开了一场大规模械斗。这场械斗起于粤中西部之鹤山，波及开平、恩平、高明、新兴、新宁、阳春等十几县，历时14年，死伤数十万。

《赤溪县志》惨痛的说“仇杀十四年，屠戮百余万，焚毁数千村，蔓延六七邑。”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田州……因土客争雄，各集亡命，肆行焚劫。”

“贵县（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家乡）之北岸，土客械斗，杀戳相寻者五年。”

1850年道光三十年阴历十月初三，三千多名客家“男妇老弱三千余”，投奔了广西金田村的拜上帝会。这三千人为太平天国早期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洪仁后来在其自述中说：“贵县土人与客人相杀后，客家人因势孤惨败，房屋被焚烧，无家可归。3000残余客家人会合贵县矿工迁往桂平金村地区，投奔了拜上帝会，成为了太平天国起义初始主要力量。”

由于客家人悍勇善战，所在太平天国早期，客家人组成的军队在对抗清兵时每战必胜，太平天国也随之像滚雪球一般发展壮大，席卷江南半壁江山。

太平天国早期领导人大部分都是客家人：洪秀全、杨秀清、冯云山、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陈玉成、李秀成、杨辅清等。

他们或生活在社会底层，生活艰难（杨秀清是烧炭工，李秀成是农民），或被土人劣绅欺压愤愤不平（地主韦昌辉有钱，但却被有势力的土人劣绅侮辱，一气之下全家加入拜上帝会，捐出全部家产），或看出了土人客家矛盾而大力拉人入教（冯云山到广西传教时着重发展客家人）。

这么多的客家人加入拜上帝会，究其根本原因是因为土人与客人因为土地和水源的大械斗（即内卷），最终导致走向了极端：造反。

最后一个：捻军

1851年中国的人口超过四亿,达到了清朝人口前所未有的高峰。但也导致人与地的矛盾达到了最尖锐的时刻。

当时安徽省的人口压力在全国最重，再加上皖北经济落后，土地贫瘠，手工业较少，商品经济落后,谋生手段有限，社会动荡加剧。

再加上天灾频仍，当地人无以为生，只能造反，去掠夺抢劫。

捻军首领张乐行所在的村子在一场大洪水过后，“全村只剩下一柜子绿豆”。

“江浙无田业者… …皆有所务,自工商百艺各量其器质年力以赴之,虽有游民,不足为害。独潍泗之间,物产瘠少,贩易不通,逐末之利,罕知其术;于是不工商而贩妇女,鬻盐硝,不百艺而开场聚博徒,甚乃习教鸠集为不轨” 。

另一个严重问题就是人口性别差距过大。

19世纪，华北地区男女比例高达129：100，也就是说有四分之一的男性终身无法结婚。

与此同时，广大农村地区还存在将女婴溺死等现象。据估计，大约每1000名女婴中就有300名被杀害。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加剧了性别比例失衡。

皖北地区由于又大量的光棍，在加上经济凋敝，无以为生，惟有依靠临时雇佣或干杂活、贩私盐等方式过活。农村地区大量的光棍们经常酗酒、赌博、打架，沦为乡间流民无赖，后来甚至发展到成群结队去参与打劫，乃至落草为寇。

所谓“捻”，是一句淮北方言，是“一股、一伙”的意思。

捻军最早起源于捻子。捻子本来是专门以点燃油脂和油捻纸作法，替别人驱除疾病和灾难的神棍。 人数少则几人、几十人，多者不过二三百人。越是荒年，人数越多，“居者为民，出者为捻”。

《清史纪事本末》载：“捻者捏也。乡人行傩逐疫，捏纸燃脂，为龙戏，谓之拜捻。不逞之徒，聚捏成队，公肆仇杀焚掠，俗呼为捻子。”

民国《涡阳县志》载:“捻匪掠粮，远地谓之‘打捎’，就地借贷谓之‘磨湾’。”

1851年，捻子开始在南阳、唐河等地聚众起事。

1952年（清咸丰二年），安徽淮北地区的涡阳、蒙城、亳县一带遭到大旱，破产农民纷纷入捻，捻子势力更加壮大。

1853年，太平军北伐，捻军纷纷起兵响应。

1855年，黄河决口之后（当时的黄河从淮河入海），大批流离失所的灾民无家可归，加入捻军。当时出现了“淮河南北，满地皆捻”的情况。

这三场社会化内卷之后，社会剧烈动荡，清朝元气大伤，虽然极力救亡图存，比如开展洋务运动，实现了所谓的“同光中兴”，但无可奈何花落去，最终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