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史探寻：明朝迁都后的历法修改结果堪称史上独此一家！

正统十三年十一月初一日，英宗亲临奉天殿，将正统十四年历日颁赐文武群臣，随之流布民间。当朝廷上下、闾巷小民接到政府新颁的历日，发现历注中的时刻制度与往年不同，会做何反应呢？我们已经无法找到当时的文献记载，仅在后世的追述中发现一些线索。如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正统戊辰，上从钦天监正彭德清之请，改加冬夏二至昼夜各五十一刻，颁次年历，时皆叹诧为异事。”又称：“是冬所颁大统历日为十四年己巳，夏至之昼、冬至之夜，俱书六十一刻，见者皆骇愕，以为振古未有之事。”此外，邢云路追论其事，亦谓“人骇以为异”。虽然他们记载具体数字有误，但还是向我们透露了一个信息：当时朝野对历日昼夜时刻变更一事不得其解。

岳正论己巳《大统历》颁历之后，朝野虽对时刻制度颇存疑惑，却是一度集体噤声。据沈德符说：“仅见岳季方所纪，亦以为怪，然亦北狩以后，追述往事耳。”岳季方即岳正，字季方，正统十三年会试第一，廷试第三，授翰林院编修，天顺元年(1457)入阁。黄云眉先生博览群书，涉猎甚广，其考证《明史·历志》时曾点出：“按岳正有正统己巳历议一文，载文集，可参阅。”

岳正文集《类博稿》收录《明故琴乐先生墓志铭》一文，其中回忆了他在颁历之后对《大统历》昼夜时刻变更一事的讨论，披露出一些细节：予及第之明年，颁己巳之朔礼成而观其书，书二至之晷有昼夜六十一刻之文，即怪其故。退而求古诸家历法，无有也。先生时为(钦天监)五官司历，予雅相知者，主事君又同进士，因以所私问之。

先生曰：“子以为何如？”予曰：“天行最健，日次之，月又次之。以月会日，以日会天，天运常舒，日月常缩，历家以其舒者、缩者之中气置闰以定分至。然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之日乘除之，积三岁而得三十二日五十九刻者，其法常活。以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之天分南北二极，日行中道，冬至行极南，至牵牛得四十刻，为日短；夏至行极北，至东井得六十刻，为日长；春秋分则行南北中，东至角西至娄为昼夜均，均者各五十刻也，其法常死。死者必不可易，而活者不能不变。故古者以历名家者，必以其变者立差法以权衡之，则变者常通而死者得其所矣。有如今历也者，毋乃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欤？”

先生曰：“如子言诚然。”予曰：“若然者，先生将居其职而不与其事邪？”先生掀髯笑曰：“能者不必用，用者不必能，又何今日咎也。”又曰：“历者，圣政之所先本也，苟以私智拨(揆)之，能无摇其支(本)乎？”予始悟当时用事者亦(方)赫赫，必以先生为忌。已而果有土墓之变，益以服先生之高识矣。琴乐先生名王义，曾在钦天监任职，《大明正统十四年岁次己巳大统历》后所附的制历官员名单中，就有“将仕郎五官司历王义”字样，说明他确实参与了历日的编写工作。王义之子王琮，系岳正同科进士，一度官居户部主事。

需要指出的是，岳正及第在正统十三年，而十四年历日实颁于十三年十一月初一，故此处“明年”有误。另外，该年历日二至晷刻之长当为六十二刻，而非六十一刻。确实，在明朝迁都的特定情况下，政府在修改历法时唯独变更昼夜时刻一项，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绝无仅有。岳正感到无所适从，就基于自身的儒家知识结构背景出发进行判断。

其论置闰，谓三十二日五十九刻，唯此数值不见于天文历法典籍。试取传统阴阳合历19年7闰之法推算，19年×12＝228月，置闰当添7月，为235月，即每年多出7/19月，积3年，则多出21/19月。取朔望月长度29.5日，则29.5×21/19＝32.60日，每日百刻，就与三十二日五十九刻基本相合。故可推断岳正经过计算得出此数值，以示编排节气置闰月规律的灵活可变，即“活者”。

其论昼夜时刻，谓冬至日短四十刻、夏至日长六十刻云云，此数值当沿袭汉儒马融注《尚书·尧典》。而《大统历》昼夜时刻原为冬至昼四十一刻，夏至昼五十九刻，变更后为冬至昼三十八刻，夏至昼六十二刻，故句中数值应为泛指，其意为各节气与昼夜时刻长短之间的关系恒定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