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舜禹时期的“道德仁义”在夏启继位后成谎言

帝尧去世之后，将帝位禅让给了舜，据说按照当时习俗，全国需要致哀三年。三年之丧毕，舜将帝位让给了尧之子丹朱，自己躲到南河的南岸。但诸侯不朝拜丹朱，却偏偏跑到舜这里来，打官司的也不去找丹朱，而是找舜.......舜感慨一句“天意如此”，于是正式登基为帝。

帝舜去世之后，将帝位禅让给了禹，三年致哀结束之后，大禹将帝位让给了舜之子商均，“禹亦乃让舜子，如舜让尧子”，但诸侯还是只认大禹，不认商均，于是大禹无可奈何的登基为帝。

鲁迅在《狂人日记》中说，他读历史发现，满本都写着“吃人”二字。但相信大家读帝舜与大禹的事迹，至少字里行间都写着儒家的“道德仁义”四个字，爱江山更爱道德，所谓“江山诚可贵，道德价更高”。在权力面前，舜禹的高风亮节令人匪夷所思，却也未必不可能，可能上古时人们的道德水平就是高，道德的约束可以战胜权力的诱惑。

上述舜禹记载虽然出自史家司马迁的《五帝本纪》，但他们言行举止都是儒家标准。司马迁不是儒家门徒，但在写五帝、夏启历史时，材料主要源于《尚书》，而《尚书》相传孔子亲自编辑，其实即便不是孔子亲编，通过其内容也可以看出浓浓的儒家风格。司马迁的人品可靠，不会编造历史，但儒家的《尚书》就未必真实了，比如夏启继位的历史就不太符合逻辑。需要说明的是，现存今文《尚书》中没有夏启继位的记载，但根据《史记》大量援引《尚书》资料来看，估计司马迁时《尚书》有夏启继位的相关记载，只是后来失传了。

大禹去世之后，将帝位禅让给了伯益，三年致哀结束之后，伯益继续发扬高尚精神，把帝位让大禹之子启，自己到箕山之南去躲避。然后，伯益傻眼了，诸侯并未朝拜伯益，反而纷纷朝拜启，于是启就任帝位，由此开启了夏朝。

诸侯放弃伯益，选择启的原因有二：一方面，大禹之子启贤德，天下人都归心于他；一方面，伯益辅佐大禹的时间较短，天下人并不服从他。按照儒家叙事，启比伯益更贤德，更得天下人心，所以该启接任帝位，天下有德者居之嘛。

但这两点理由站不住脚跟，夏启贤不贤，后人谁也搞不清楚，反正《夏本纪》中只有“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这么一句话记载，伯益却不仅贤德，而且长时间跟在大禹身边。

大禹治水时，“禹乃遂与益（伯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此时大禹还未三过家门而不入，“启”最多还是一个小孩；治水成功后，大禹与伯益、皋陶一块儿在舜帝面前谈话。大禹继位后，先是安排皋陶为继承人，皋陶去世之后，大禹安排伯益为继承人，把国政授给伯益。十年之后，大禹到东方视察，到达会稽，在那里逝世，把天下传给伯益。

《尚书·尧典》中说，伯益在舜帝手下担任虞官，掌管山泽，繁育鸟兽。虞官是掌管山林湖泊草木鸟兽，直到清朝还存在这么一个官职，如今看来好像没什么，但在农耕还不算发达的大禹时代，这绝对是一个肥差。另外，《吕氏春秋·勿躬篇》中说“伯益作井”，以及其他一些史书上说伯益根据当地地势低洼的特点，教给民众种植稻谷，促进了农业的发展等。

仅根据《五帝本纪》记载来看，伯益辅佐大禹治水，还有过十年执政经历，应该是诸侯朝拜的对象才对。这样一位老革命，史书上却说他贤德不如“启”、“佐禹日浅，天下未洽”？同时，夏启之贤只有空泛的一句话，没有贤在何处的具体记载，也没有说他让天下信服的执政能力在什么地方，这么一个“启”怎么可能比伯益更优秀？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不信。

舜禹启的“三年之丧”说法，首先提出者是孔子，唯独儒家倡导的丧制，汉朝之前只有孔子一位门徒为孔子守孝三年，其他没有一例守满三年的。汉文帝、汉武帝时期，都曾出台三年之丧制度，但都没有成功，直到东汉时期才流行开来，司马迁时期还不流行三年之丧，国家也不支持。因此，舜禹启时代，肯定不存在三年之丧，这是儒家篡改上古史的一个重要证据。

对于夏启得位的记载，其他史书记载与司马迁的记载截然相反，充满了黑暗风格。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记载：“益代禹立，拘启禁之，启反起杀益，以承禹祀”，或说“古者禹死，将传天下于益，启之人因相与攻益而立启。”前一句说的是伯益囚禁了启，启在党羽帮助下反杀了伯益，然后继承帝位，后一句说的是伯益继位之后，启党羽攻击伯益，最终取得帝位。无论是哪一种说法，都可谓赤果果的血腥斗争。

《战国策：燕策一》记载：“禹授益，而以启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传之益也。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这一记载让大禹形象翻车，原来大禹暗中布局，表面传位伯益，实则大权已被启所掌握，最终让启自取帝位。

《竹书记年》记载：“益干启位，启杀之”。

《夏本纪》的记载过于温情，在权力面前，大家似乎都谦虚的不得了，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韩非子》、《战国策》、《竹书记年》与《夏本纪》谁更符合逻辑一目了然，估计儒家自己也知道。

但儒家不能那么写，因为如果揭露夏启得位真相，批判夏启得位不正，那么岂不是说天下并非有德者居之，可以通过阴谋、武力豪取？为了儒家理念着想，那就只能美化夏启，但美化夏启得位问题，却又会导致自相矛盾，之后乃至背叛了禅让制。在夏启得位的逻辑上，儒家估计伤透了脑筋。

儒家叙事下的“启代伯益”，原因在于启更贤德、更能干，虽说这一原因解释得极为苍白无力，漏洞百出，但龙生龙凤生凤，大禹之子可能就是这么优秀，就是深得天下人信服，因此可能是笔者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但接下来的记载却又自相矛盾了。

由“启”变为“夏启”之后，召开诸侯大会确立统治地位，《春秋》记载是“钧台之享”，相当于黄帝的釜山合符，大禹的涂山之会，大概是出台了一些世袭帝位的举措，引起了以有扈氏为代表的部族不满，于是夏启在甘地与有扈氏爆发一场大战。战斗开始之前，启作了一篇《甘誓》的战斗檄文，痛斥有扈氏“蔑视仁、义、礼、智、信五常的规范，背离天、地、人的正道，因此上天要断绝他的大命”。

有扈氏“叛乱”的原因在于，夏启要改变禅让制，而儒家一直津津乐道于禅让制。按理说，夏启破坏禅让制的做法，应是不义之举，让“天下有德者居之”变为“天下有血统者居之”，本该是儒家鞭挞的对象，有扈氏维护禅让制应该是表扬的对象，但史书记载是夏启“遂灭有扈氏，天下咸朝”，这下子夏启真的让天下归心了。

夏启清除反对势力之后，不少史书上记载“荒于音乐和饮食”，以至晚年爆发武观之乱，政局动荡夏朝差点分崩离析。太康继位之后，继续耽于享乐，不久之后发生“太康失国”，夏朝中断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统治。当然，《五帝本纪》中并未提到夏启“荒于音乐和饮食”，也未提及武观之乱。

如果肯定禅让制，那么夏启就是乱国贼子，有扈氏反而是正义一方；如果肯定夏启，那么就是否定禅让制，违背儒家的追求。这是一个难解的命题。更严峻的问题在于否定夏启，岂不是说乱国贼子也能成为帝王，这不是打脸儒家的“上古以德服人，以仁义道德取天下”的思想基础？

按照儒家的舜禹形象塑造，他们都是“至德”之人，不会背叛禅让制，不会背叛“道德仁义”，继位时可以塑造为百般推让，最终舜禹不得已的情况下顺应天意，谦虚、仁义、能干、临危受命、顺应天意等等跃然纸上。虽然这种“高大全”让人不可思议，但总归逻辑上能说得通。毕竟，上古史料就那么多，想怀疑都缺少史料佐证。

不过，夏启与舜禹不同，伯益贤德与功绩看得见、摸得着，夏启的看不见、摸不着，更何况夏启资历远低于伯益，之后又干出家天下与破坏禅让制的事情，明显是靠武力、阴谋夺取帝位。对于这样的夏启，儒家叙事模式却依然与舜禹一样，即“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岂非很扯？在儒家笔下，天下诸侯不需要思想、没有利益诉求，犹如“工作中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里搬”，如果伯益在与夏启斗争中获胜，成为一朝开国之君，想必儒家叙事会是“三年丧毕，益亦乃让禹子，如禹让舜子。诸侯归之，然后益践天子位。”

当然，春秋战国时期，战乱频繁，民不聊生，儒家这么叙述上古，其实未必是坏事，因为通过上古舜禹启等的继位，劝说当时君主不要迷信武力，而要注重仁义道德，如此才能让天下真正归心。但不管如何，通过夏启得位来看，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舜禹启的记载中就体现了春秋战国文人探索的救世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