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东部楠格哈尔省的贾拉拉巴德市，该省地区医院的儿科病房里，一张病床上躺着两个营养不良的婴儿。他们的头部大小与身体不成比例，脸上戴着氧气面罩，身上裹着御冬的毯子，伴随微弱的呼吸上下起伏。

楠格哈尔省地区医院的儿科主任瓦希德·哈比比（Wahid Habibi）告诉《凤凰周刊》，儿科病房原本为这样的患儿设置了12张病床，现在却接治了27个孩子——去年8月以来，医院接治的因营养不良而骨瘦如柴的孩子越来越多，有时不得不让两三个孩子睡一张病床。

楠格哈尔地区医院儿科病房的患儿

哈比比说，近几个月来，许多人失业或领不到薪水，还有不少人在政权更迭前因战乱而流离失所，然后失去生计。总之，许多家庭都吃不起饭了。

阿富汗政权更迭半年以来，用联合国官员的话说，当地人正迎来“雪崩般的饥饿和贫困”：瘦弱不堪的孩子越来越多、孕妇因营养不良而早产、医生数月拿不到薪水、政府开始用面粉给公务员发薪水……

严峻的人道主义危机背后，是塔利班政府的治理失能，更是数十年来依赖国际援助的阿富汗经济崩塌的后果。冬去春来，阿富汗人究竟经历了什么，又将面临着怎样的未来？

98%的人吃不饱饭，有人卖子换粮食

饥荒在阿富汗并非新鲜事物，但这半年间，相关数字开始飙升。

2021年，阿富汗粮食同比减产20%，而原本用于粮食进口的公共支出自塔利班上台后被国际社会冻结，外国援助大幅减少，加上当地货币阿富汗尼贬值了一半、物价飞涨50%甚至翻倍，大量人口处于饥荒边缘。

据国际援助组织“救助儿童会”称，过去5个月，该组织接诊的营养不良患儿比过去增加了一倍多；来自阿富汗各地医生的报告称，仅去年12月就有40位营养不良儿童在寻求医治的路上死亡。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在去年下半年的一份报告中称，在战争、全球变暖以及经济和健康危机的综合影响，阿富汗超过一半人口（约2280万人）面临严重的粮食短缺状况，这是联合国从十年前开始分析阿富汗数据以来的最高值。其中，70万人面临程度危急的饥荒，约200万儿童面临营养不良。

WFP去年12月的另一项调查亦显示，98%的阿富汗人吃不饱饭，平均每10户家庭中就有7家要跟别人借饭吃。为了填饱肚子，一些阿富汗家庭只能卖掉自己的孩子来换取粮食。

2021年11月，世界粮食计划署在喀布尔分发现金援助，一些妇女在排队领取

在楠格哈尔省地区医院，接治营养不良患儿的病房并不是唯一“爆满”的病房。哈比比说，儿科病房原本总共设有131张病床，如今挤进了215名患儿，“现在大家都太穷了，付不起私立医院的开销，只能来公立医院看病”。

哈比比和同事们的工作负荷也远超往日，但从去年10月起，他再也没领到过工资。公立医院主要是由政府资助，和他境遇相同的还有40多名由政府雇佣的医生。他告诉《凤凰周刊》，医院还有几个科室是由世卫组织（WHO）等国际机构资助的，他们的境况稍好，但也只比他多领了两个月工资。

好在，哈比比尚有兼职可做。他和同事们下班后都会前往贾拉拉巴德市区的一家私人诊所看诊，因此能在眼下的非常时期确保一些收入。但由于如今看得起私人诊所的人越来越少，这份收入也不算丰厚。

这让工作已三十年的哈比比开始担忧退休后的生活，“正常情况下，我退休后能领到与工资数目相当的退休金。但现在政府根本发不出工资，我也不知道退休后该怎么办。”

哈比比坦言，如今医院缺的不仅仅是钱，而是几乎一切设备：氧气、燃料、药品、医疗物资，甚至一度连给患者和值班医生吃的食物也没了。他说，冬季呼吸道疾病高发，医院又没有中央供氧系统，只能通过氧气罐供氧，最多时一个氧气罐要接出三根管道，让三名患者一同使用。

三分之二的阿富汗儿童急需生存援助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驻阿富汗坎大哈代表处主任伊格纳修·加西亚（Ignacio Garcia）向《凤凰周刊》证实了阿富汗各地医疗机构所面临的危机：医院不仅无力给住院患者准备饭菜，连发电机需要的柴油也无力支付；没有汽油，救护车无法开出去接治患者……

由于预计到了全国性的物资短缺情况，该机构在坎大哈运营的米尔维斯地区医院提前储备了生活用水，并依靠着外部捐赠的燃油来维持发电机的运转，才避免了因停电而危及患者生命的事件发生。

坎大哈位于阿富汗南部，冬季夜间温度有时降至0摄氏度以下；喀布尔较为寒冷，街道时常覆盖白雪，最冷时气温低至零下15度；广阔的山区和高原地带的气候则更加严酷。

冬季的喀布尔街头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最近发布的报告估计，因为粮食危机以及难以获得水和个人卫生服务等，在2022年，当地五岁以下的儿童中，每两人就有一人将出现急性营养不良情况。该组织驻阿富汗代表穆赛（Abdul Musse）呼吁：“如果不采取紧急、协调一致的行动，包括确保我们有资源用于额外的现金转移和冬季用品，该国的许多儿童将无法活到春天。”

随着人道主义危机的加剧，威胁生命疾病的爆发也让阿富汗儿童的性命处于危险中。2021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通报了超过6.6万起儿童麻疹病例。此外，当地还出现了急性腹泻、疟疾、登革热以及脊髓灰质炎病毒（俗称小儿麻痹症）病例。

位于喀布尔的英迪拉·甘地儿童医院因缺乏燃料，员工不得不砍树烧柴，给医院的患者和雇员做饭。这家由印度在1972年援建的医院接治了大量营养不良的儿童。该院医生穆罕默德·萨迪克对美国公共广播（PBS）说，过去几个月以来，因饥饿、营养不良而在此去世的儿童有约200人；还有一名孕妇因营养不良而早产，诞下的双胞胎中一人去世，另一人出生时呼吸已停止，经抢救后得以幸存。

2021年12月，喀布尔的英迪拉·甘地儿童医院，一名阿富汗妇女带着营养不良的孩子来求医

加西亚表示，由于很多家庭负担不起前往仍在营业的医院（通常是大医院）的路费，他们担心近期阿富汗增长的儿童病例数量只是“冰山一角”；另一方面，近半年来尽管激烈冲突不再，平民因地里埋设的地雷和其他爆炸物而受伤、死亡的事件仍时有发生，儿童也在受害者之列。

喀布尔物价飞涨，速度以日计算

几位生活在喀布尔的中国商人也目睹了这场贫困与饥饿交织的“雪崩”。

在喀布尔经营松子生意的王翰（化名）告诉《凤凰周刊》，如今喀布尔物价飞涨，速度以日计算，“一公斤大米，前几天还是50阿尼，今天就要70阿尼了。一盒鸡蛋也在几天内从200阿尼涨到了300多阿尼。”

也有其他人说，一袋50公斤的面粉，去年一袋还是1800阿尼，塔利班上台后涨到了2400阿尼；原本10阿尼一个的大饼，价格没涨，但个头小了一圈。

王翰表示，物价上涨对自己来说不算什么，但本地人大多失业，家里孩子又多，物价一涨，生活就更困难了。

听闻普通民众生存艰难，生活在喀布尔的中国商人孟晓丽去年拿出1万美元购买了食品等物资，发放给120户贫困家庭。据她说，捐赠名单是新政府内政部筛选的，“我特意提醒内政部的人，现在要帮助的是最最困难的人，稍微过得去些的（家庭）先缓一缓”。

孟晓丽为阿富汗贫困家庭捐赠粮食

听闻孟晓丽在筹措物资给困难户，一位在中国通讯企业工作的阿富汗青年联系到她，询问能否分一份物资给他，因为他的三个哥哥在政权更迭后都失业了，如今家里只有他一人工作，一家六口人靠着300美元（约合1900元人民币）的月薪为生。孟晓丽思虑再三，还是拒绝了，“跟那些真正的穷人相比，他还不算最穷的”。

那次捐赠活动后，孟晓丽仍在思索做些公益的事情。和当地朋友的一次聊天中，对方说，他家附近住着四个孤儿，最近被冻死了。连首都也不能幸免，让她大为震惊。但转念一想，在喀布尔，父母因爆炸袭击或疾病早亡的孤儿不在少数，这些孩子在饥寒交迫下一旦生病，没钱医治或医治不当，发生如此悲剧也并不意外。

2022年1月的喀布尔街头

一位曾为西方机构工作过的阿富汗翻译告诉《凤凰周刊》，为了躲避塔利班的追踪，他一直不敢出门工作，最近两天家里已是“弹尽粮绝”。1月24日，他的姐姐送来了一些食物，“但也就够吃几天，若这些食物消耗完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拖欠巨额电费，以面粉代公务员薪水

塔利班政府是否意识到了当下阿富汗正在发生的人道主义灾难？

今年年初，在与美国《纽约客》记者简·弗格森的对话中，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断然否认：“现在有些谣言和政治宣传，称阿富汗在经历‘危机’，但这是错误的。我们（塔利班政府）有资源，有正在推进的工作，有营收，足够让政府运转。”

喀布尔的一座医院外，简·弗格森遇见一名自称来自洛加尔省的医生，两人在冬日的阳光下喝茶聊天。这名医生起初说，“医院没什么紧急情况。我们有医生、有设备，问题不大。”但当记者关掉录音设备后，对方却改口说，医院物资太紧缺了，最近他们向一个来自德国的记者团队求助，请求对方支援医疗物资。

塔利班政府的财政部发言人艾哈迈德·哈克马尔去年11月对外宣称，自8月以来，新政府的财政收入“与日俱增”，达到2.7亿多美元。他还表示，雇员们过去3个月的工资将被一次性支付。但数据显示，即使在新冠疫情期间，阿富汗前政府（加尼政府）每月的财政收入最少也有2.35亿美元。

兰州大学阿富汗研究中心主任朱永彪对《凤凰周刊》表示，塔利班没有管理现代国家的经验，“它只算收入，不算（治国）成本，就连拖欠周边国家的电费都没能付清”。阿富汗的电力几乎完全依赖进口，截至去年10月，塔利班政府向乌兹别克斯坦拖欠的电费就高达6200万美元。

哈克马尔还声称，现政府目前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关税和其他税收。孟晓丽告诉《凤凰周刊》，新政府上台后给企业免除了三个月的税收，按道理今年2月企业应当恢复报税，“但由于阿富汗国内购买力严重下降，生意不好做，政府未必能从私营部门收到多少税”。

另据印度媒体报道，1月11日，塔利班宣布将用外国援助的面粉为政府雇员发薪。朱永彪认为，这说明塔利班的财政严重入不敷出。此外，从伊朗、巴基斯坦到阿富汗的进出口贸易尚未恢复到以前的水平，加上阿富汗国内经济体量小，造血能力不足，缺乏外国投资，经济结构难以在短期内改变，如此捉襟见肘的情况或将持续至今年上半年。

2021年11月，阿富汗男子乘坐公共汽车前往伊朗尼姆鲁兹

人才流失，公职人员面临30万人缺口

在宣布“以禄米代俸银”两天后，塔利班公布了2022年第一季度总额达5.08亿美元的预算，还表示将给公务员发放拖欠的薪水。

和坚持上班的医生哈比比不同，一些基层公务员在长期被欠薪后开始罢工。据估计，目前塔利班在专业技术人员和公务员方面至少有30万人的缺口。

2021年8月夺取政权时，塔利班约有战斗人员7.5万人。朱永彪表示，即使这些人全部转化为文官，也无法填补如此巨大的缺口；而过去二十年中，有部分阿富汗人适应了现代国家的管理体系，塔利班如今要管理的是一个更加撕裂和多元化的阿富汗。

一些前塔利班政府时期的官员甚至在现政府的邀请下“二进宫”：如今喀布尔的交警队队长加约尔（Khyer Mohammed Ghayoor）就是前塔利班时期的国防部官员；帕克蒂卡省的地区法官赛义杜拉（Mawlawi Saeedullah），时隔二十多年担任起同一职位。

喀布尔交通警长赫亚尔·加约尔

去年政权更迭后，大批阿富汗人涌入喀布尔机场，希望同西方驻军一起离开，当时塔利班多次发声，希望“挽留”专业人才，此后还呼吁海外阿富汗人回来“重建国家”。

但在朱永彪看来，塔利班反复呼吁的效果并不太好：在没有工作机会、政治和文化环境都很严苛的情况下，如今的阿富汗对离开的人来说并不具备吸引力。如此一来，一个“怪圈”出现了：“塔利班需要人才来发展经济，但政府又没有钱，而只有当经济发展起来了，一个国家才有税收、有钱去支付薪水，才能吸引到人才。”

哪怕重回政治舞台的前塔利班官员，也保留了“退路”。重新当上帕克提卡省地区法官的赛义杜拉在2001年美军入侵后逃往巴基斯坦，此后一直生活在那里。其亲属向《纽约时报》透露，此次回到阿富汗复职时，赛义杜拉只带了一半家人，两个儿子依然留在卡拉奇经商，他本人在巴基斯坦的房子也没有卖掉。

不过，塔利班并不认为人才短缺是他们导致的问题。塔利班武装人员培训和教育委员会高级成员瓦希杜拉·哈希米说，人才不足的根本原因来自“上届政府的腐败”，以及“外国阴谋”——西方国家“故意”撤走了该国中上层人士和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导致人才流失，目的是为了削弱塔利班政府的实力。

所谓“包容型政府”已被塔利班重新定义

但将阿富汗如今的经济困境简单地归咎于塔利班执政显然不够客观。WFP负责人戴维·比斯利（David Beasley）曾表示，“过去二十或三十年间，国际社会在这里做了灾难性的工作，让阿富汗经济体量的75%依赖于外部资金，更默许了年复一年的腐败发生。”

常年研究国际援助的荷兰独立记者琳达·铂尔曼（Linda Polman）在其著作《危机大篷车》中指出了对阿援助的失败。她写道：“从一开始，美国和其他欧洲国家都是因为军事原因才在阿富汗投放援助的。因为这些钱全部有政治盘算和目的，就会衍生出一种赏罚制度：某些阿富汗人是我们的盟友，就给予他们大量援助；某些阿富汗人不够听话，就让他们饿肚子，直到把他们饿到听话为止。”

但无论援助目的为何，缺乏自我造血能力的阿富汗人至少要解决生存的燃眉之急。

作为援阿最大“金主”的美国、德国、欧盟、英国和世界银行等主体，在塔利班上台后一度中断援助。

当地时间1月11日，美国白宫发布公告，宣布将为阿富汗再提供超3.08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白宫表示，自2021年10月以来，美国累计为阿富汗地区及当地难民提供了近7.82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

白宫在声明中指出，这些新的人道主义援助由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提供，将提供给独立的人道主义援助组织，为当地人民提供住所、基本医疗、过冬援助、粮食援助等。

但相比过去每年数十亿美元的资金，如今阿富汗能获得的援助已大幅减少，更不用说通过援助组织发放的款项，无法直接促进民生经济的发展，更有可能在层层转包中遭遇浪费与舞弊。

更为关键的是，处在第二执政期的“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尚未获得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承认。

2021年10月，俄罗斯邀请来自塔利班政府和阿富汗各界的代表在莫斯科就阿富汗问题进行会谈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何明向《凤凰周刊》指出，这种不利局面，除了让塔利班政府获取援助的途径和数量受限，还断绝了其接触海外资产的可能；此外，这让阿富汗无法进入国际经济贸易体系，从而获得经济重建与复苏的机会。

眼下，国际社会敦促阿富汗新政权建立的“包容型政府”已被塔利班重新定义。在朱永彪看来，塔利班要建立的“包容型政府”一定以“塔利班为绝对核心、普什图族为主体”为原则，尽管比起二十年前有所改良，但仍不会根据阿富汗的多民族构成来组建统治集团。

此外，塔利班崇尚“强者为王”，既然他们赶走了美军、推翻了腐败的前政府，其他族群都要服从指挥，这与国际社会所理解的“团结合作”有所不同。“而在内阁中加入一两位哈扎拉人、乌兹别克人部长，或是通过男女分班形式让女学生重回校园的举动，是塔利班所认为的‘包容性’，但与国际社会的期待还有很大的差距。”朱永彪说。

2021年9月，喀布尔达什特巴奇地区，一些哈扎拉居民在变卖家当

去年12月，塔利班政府发布了一份针对出租车司机的工作指南，其中建议司机不要搭载不遵守伊斯兰教着装规范（戴头巾）的女性，也不要搭载没有男性亲属陪同的女性乘客开车超过72公里。这份册子还呼吁司机留长胡子、定时做祷告，并且不要在车上播放音乐。

而在去年9月被遣散回家的女性政府雇员，至今仍未收到复工的信号。经济危机加剧了女性失业的情况。联合国劳工组织（ILO）警告称，若现状持续，到今年年中，阿富汗女性就业率将比政权更迭前下降22%。

另有报道称，塔利班在1月19日突袭了喀布尔一些女性活动家的住所并对她们实施逮捕，因后者多次上街抗议现政府，呼吁保障女性权利。不过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否认了相关指控。

朱永彪则说，即使各方对“包容性”的认识不同，如今国际社会无论基于正在发生的人道主义灾难，还是基于政权改变的现实，都开始调整自身立场；而包括阿富汗女性游行等国内行动，加上外界的舆论压力，也在迫使塔利班接受反馈、适度调整政策。

多次向中方喊话，渴望得到国际社会承认

面对眼下的危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月13日公开呼吁，数以百万计的阿富汗人民正处在“死亡的边缘”，美国和世界银行应解冻自塔利班重掌政权以来所冻结的阿富汗资产，以防止该国经济和社会陷入崩溃。

自1月下旬起，中国援助的粮食已在阿富汗全国34个省份进行派发，首先接收的是10个情况最严峻的省份。

这并不是中国在阿富汗政局发生根本性变化后的首次援助。早在去年9月，中方就宣布将向阿富汗提供价值2亿元人民币的救援物资，包括粮食、药品、疫苗和御寒物资，成为首个向阿富汗提供物资的国家。彼时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还承诺，若安全状况允许，中方愿帮阿富汗建设能够改善当地人生活的基础设施。

去年年末，两批来自中国的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分别抵达阿富汗，第二批还包括羽绒服和毛毯等越冬物资。

12月30日，中方与阿富汗临时政府外交部举行首次“中国-阿富汗人道援助和经济重建工作层联络机制首次会议”。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刘劲松说，中国人民对当前阿富汗人民遭受的苦难感同身受，克服困难，中方愿与阿方分享发展经验，帮助阿方制定长远发展规划，支持阿方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来自中国民间的援助也已在路上。去年11月，中国一家民间救援组织向阿富汗昆都士和普勒库姆里地区的600余户困难家庭采购发放了首批物资——30吨粮食。该机构负责人告诉《凤凰周刊》，未来他们将继续为阿富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2021年11月，阿富汗赫拉特的一个临时营地，一家人在火堆边取暖

朱永彪直言，阿富汗新政权已经意识到，未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阿富汗的投资不会有太大增长空间，同时也认识到了中国的经济实力、经济地位和便利程度，因此将中国视为经济合作领域的重点国家，对来自中国的投资与合作非常期待。但他也提醒说，新政权认为自身比前政府更清廉也更高效，但事实上，塔利班在基础设施和专业人才储备上的短缺，可能会影响未来中阿之间的合作。

今年以来，塔利班政府通过各种途径多次向中方喊话，希望中国带头帮助现任政府获得国际承认。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月18日回应称，中方注意到阿富汗临时政府成立以来积极开展对外交往，不少国家也以务实方式同阿富汗方面进行接触对话，我们主张国际社会应在尊重阿富汗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基础上，支持阿富汗人民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实现持久稳定和发展。

赵立坚同时表示，希望阿富汗方面进一步呼应国际社会期待，构建开放包容的政治架构，实行温和稳健的内外政策，坚决打击各类恐怖势力，同世界各国，特别是周边国家友好相处，早日融入国际社会大家庭。

为了获得更多援助，塔利班也在积极奔走。1月23日至25日，塔利班政府外长穆塔基率领的代表团访问挪威，其间与阿富汗民间社会就人权问题进行对谈，还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欧盟等代表展开对话。

此前塔利班代表团已访问过中国、俄罗斯、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这是塔利班掌权以来首次派代表赴西方国家进行访问。穆贾希德说，此访将开启塔利班政府与欧洲国家的“对话、会谈和理解”，并与美国代表就一些尚待解决的事务展开对话，包括解冻被美国冻结的阿富汗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