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高宗赵构对于宋朝的第二次＂释兵权＂影响多大

故事要从赵匡胤黄袍加身、建立宋朝时说起，《续资治通鉴》记载，一日，宋太祖找到赵普，询问国家长久之计，他说："自唐季以来数十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兵，为国家计长久，其道何如？"

五代十国时期，中原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混乱，光皇帝就换了8个姓，到了宋朝，又该如何做到长治久安呢？

赵普答道："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欲治之，惟稍夺其权，制其钱粮，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

赵普一语中的，五代乱世的顽疾在于"君弱臣强"，而解决之道便是实行"强干弱枝"。

公元962年七月初九晚，宋太祖宴请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等大将。第二天，参加酒宴的将军们纷纷请求辞职，主动交出兵权。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杯酒释兵权"。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这是赵匡胤后来灭南唐时的名言，也是此时他收夺武将们兵权的内心真实写照。有宋一朝，对武将群体的控制登峰造极，中央牢牢把持军权，使藩镇割据再无可能。

可是，到了北宋灭亡，南宋初建时，形势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北宋曾多达百万的禁军已经消亡，南宋境内金兵、溃兵、贼兵横行，就是没有一支直属于宋高宗赵构的正规军。

不过，就是在这种困难情况下，赵构只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宋朝历史上第二次"释兵权"。

在历史上一直给人以"软弱"、"逃跑皇帝"印象的宋高宗，是如何完成如此艰巨任务的呢？他与宋太祖的初心虽然相似，但做法又有哪些不同呢？

我们有必要透过这一历史事件，还原一下宋高宗的“B面”。

一、北宋正规军的消亡

北宋正规军的消亡，主要发生在联金灭辽和金国两次南下的过程中。

1、北宋联金灭辽。为收复燕云十六州，宋曾与金签订了“海上之盟”，联金灭辽。为配合金的攻势，宋征调了其在西北、河北地区的主力边防部队，虽然他们号称当时北宋王朝的精锐，但还是未能在与契丹人的战争中占得便宜。相反，被辽军打得溃不成军、损失大半的宋军，还要从金军手中购买燕云十六州。

2、金军两次南下。金灭辽后，继续对孱弱的北宋发动攻势，其两次南下，就让宋朝在河北仅存的主力军队损失殆尽。而在后来宋军救援太原的战斗中，剩下的大宋西军也几乎全军覆没。

金兵第二次兵围开封时，由于宋钦宗在战与和之间左右摇摆，致使各路勤王之师始终无法形成合力。所以，最后在守城宋军仅有区区万余人的情况下，“靖康之难”的悲剧也就无法避免了。

二、“中兴四将”的崛起

既然北宋灭亡时，其主力军已经损失殆尽，那么，在南宋建立之初，宋高宗赵构手中“牌”有多少，就可想而知了。

据记载，赵构在相州竖起大旗之时，手中仅有由溃兵、民兵、匪盗组成的8万人马而已，而放眼此时的北方，局势已经是混乱不堪：由于金国缺乏治理能力，不能有效控制占领区，在广大的中原，金兵、溃兵与匪盗横行，甚至原来的勤王之师也顺势倒戈、割据称王，不再受南宋节制。

面对这种困境，一些坚持抗金的宋将开始招降纳叛，扩充自己的实力。在这些将领中，尤其以张俊、刘光世、韩世忠实力最强，成为当时的三大帅，而之后岳飞也凭借其天才的军事才能脱颖而出，后来居上。

因为金兵不断南下，加之境内匪盗横行，赵构极力扶持这些将领们抗金、剿匪，在战争中扩充各自的势力。岳飞、张俊、刘光世、韩世忠也因为战功赫赫而被后世合称为“中兴四将”。

这四将在世时都被加封为两镇（或三镇）节度使，在生前或身后也都被获封王爵。作为武将获得这种待遇，在整个宋朝都是凤毛麟角的。

然而，在一片混乱的建炎（宋高宗早期年号）年间，有两大隐忧让宋高宗寝食难安，除了咄咄逼人的金军，就是内部的骄兵悍将们了：南宋的兵权日益集中于岳、张、刘、韩等少数将领手中，而宋高宗本人却对这些军队并无直接指挥权。这一点，从当时“张家军”、“韩家军”、“刘家军”等称谓中，就可见一斑。

特别是在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发生了宋朝历史上少有的成功了的兵变——“苗刘兵变”，苗傅、刘正彦两员大将胁迫宋高宗赵构退位，立其3岁的太子即位。

尽管这场兵变很快就被张俊、刘光世、韩世忠等人平息，但这足以给宋高宗造成了严重的心理阴影，谁又能保证他们不会成为第二个“苗刘”呢？而他的祖先宋太祖当年在陈桥驿黄袍加身的得意身影，仿佛也还在眼前！

三、宋高宗如何释兵权？

重文轻武是宋朝的祖宗家法，为了预防武将因兵权在身而觊觎皇位，即便是宋朝刚刚重建、正是用人之际，宋高宗也不能放松对武将的警惕，特别是在“苗刘兵变”之后。

赵构虽然不如赵匡胤般雄才大略，但一旦外部形势允许，他就决心效仿之，再来一次“杯酒释兵权”。

绍兴六年，“主战派”宰相张浚向宋高宗提出了具体方案。刘光世由于本身怯懦无能，甚至屡屡在与“伪齐军”的作战中一溃千里，因而成为首先被宋高宗裁撤的对象。

张浚曾上奏说：

“刘光世骄惰不战，不可为大将，请罢之。”

第二年，张浚再次对刘光世发难：“（刘光世）沉酣酒色，不恤国事，语以恢复，意气拂然，乞赐罢斥，以儆将帅。”（《续资治通鉴》）

不过，虽然刘光世在“中兴四将”中最为无能，但他在军中资历颇深，也曾在“淮西兵变”中救驾之功，若要动他，没有宋高宗的授意，张浚几无可能。

于是，在宋高宗与张浚紧锣密鼓的配合下，刘光世被解兵权，但他也被封为荣国公，2年后又进封雍国公，获得了大量赏赐。本就已经厌战的刘光世本就乐得如此，回家颐养天年。

刘光世被解除兵权后，宋高宗版的“释兵权”初战告捷。

这时，宋高宗本拟将刘光世的部队交予岳飞指挥，却遭到了张浚和秦桧的反对，理由不言自明：怕“岳家军”继续做大。

然而，张浚最后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因为对刘光世部将处置不利，导致又发生了“淮西兵变”，张浚因而引咎辞相，同时“主战派”的赵鼎接任。

绍兴八年，还没能发挥本事的赵鼎被秦桧诬陷而辞相，秦桧接任，成为接下来“释兵权”的主谋。

绍兴十年，宋高宗接受秦桧的建议，诏令张俊、岳飞、韩世忠三人入朝，让他们分别担任枢密使和枢密副使。同时，宋高宗还撤销了由三将所主持的宣抚司，由他们的副帅各自统领，自成一军。

虽然张俊、岳飞、韩世忠已经成为宋朝的最高武官——枢密使，看很显然，他们已被进行“无害化处理”。

接着，秦桧先将矛头对准了韩世忠，他逮捕了韩世忠的部下胡访，并且逼迫胡访诬告韩世忠谋反。相传，岳飞得到消息，密信以告韩世忠。韩世忠连忙入宫向宋高宗哭诉。而宋高宗念他当年救驾有功，将其赦免。

韩世忠从此闭门谢客，绝口不言兵事。后来他被封为潭国公，次年进封为咸安郡王，于绍兴二十一年寿终正寝。

韩世忠被解除节度使之职，发生在绍兴十一年十一月。一个月后，在宋高宗的指使或默许之下，岳飞被秦桧害死于风波亭。

韩、岳之后，曾经依附于秦桧、陷害岳飞的张俊，也成为最后一个被“释兵权”的对象。

绍兴十二年，秦桧在宋高宗的授意下，毫不客气的指使御史将张俊弹劾。不过，作为补偿，张俊进封清河郡王，最后也落得个寿终正寝。

至此，以“中兴四将”为代表的手握重兵的武将们，除了远在四川的吴玠之外，几乎都被削夺兵权，宋朝的第二次“释兵权”正式完成，重新回到了重文轻武的“正轨”之中。

四、宋高宗“释兵权”=“岳飞必死”吗？

宋太祖赵匡胤当年杯酒释兵权，用温和的手段解决了历史上经常出现的“狡兔死、走狗烹”式的悲剧，被后世传为美谈。

而反观宋高宗赵构版的“释兵权”，则一直被人们所诟病。

不过，笔者认为，就初心而言，宋太祖和宋高宗其实没有本质之别，他们都是为了强化军权，弱化将权。

只不过，其中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宋高宗屈辱的绍兴和议和岳飞的不幸冤死，让人们对其“释兵权”的初心不太重视，反而是悲愤于赵构、秦桧沆瀣一气、陷害忠良的卑劣行径。

其实，我们大胆假设一下，如果在宋高宗削夺武将兵权时，秦桧并没有得势，而是张浚、赵鼎这些主战派为主谋。或许，在岳飞、韩世忠等人被解除兵权的一刻，南宋版的“释兵权”就已经可以划上休止符了。那么，岳飞被害的千古悲剧，或许就不会上演。

但是，历史不可能假设，正因为有了宋高宗、秦桧共同促成的屈辱的绍兴和议，才让本来可以光明一些的"宋朝第二次释兵权"，充满了晦暗的颜色。

宋高宗、秦桧通过岳飞之死，让绍兴和议"板上钉钉"，这种做法，本来就已经超出了南宋版"释兵权"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