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荒”案例虽成过去但仍为金融经典

2014年3月13日，李克强总理在“两会”答记者问时谈及2013年工作中最大的挑战和困难。他提到，“金融领域还有所谓‘钱荒’，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超过了13%”。

“钱荒”，即“流动性”短缺或匮乏。如果说流动性是经济的血液，“钱荒”即为经济体缺血，是极其负面的经济和市场信号，暴露了我国宏观经济和金融系统积压已久的问题和风险。

“钱荒”成因分析

关于2013年“钱荒”缘由众说纷纭，甚至有观点认为是央行故意进行“压力测试”或纯粹由市场情绪所致，而非中国经济问题的内生反应。事实并非如此简单，“钱荒”压力持续存在、市场流动性不断趋紧的事实并非空穴来风，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下，切不可轻视“钱荒”， 应做到看懂、看透、胸有成竹。

目前，关于“钱荒”已有若干主流观点。第一种观点从直接原因出发，认为我国金融市场发生“钱荒”主要来自于银行业务本身过度扩张使资金放出量过多、流转速度过快，而2013年6月美联储推出量化宽松政策消息的刺激、年中时点银行理财产品遭遇净赎回以及7月初补缴约8000亿元准备金等多种“时点”因素促成了这次事件。2013年1至11月新增人民币贷款占银行新增可用人民币存款比例高达89%，为近年新高。尤其在2013年6月上旬，商业银行新增发放以短期票据为主的1万亿元巨额贷款成为这次“钱荒”危机的导火索。这种观点指出了“钱荒”发生的一些直接因素，但未能揭示其深层原因。

第二种观点从贷款主要构成出发，认为中国“钱荒”和地方债务融资平台的债务关系最大，很多地方政府因面临债务危机大量发行理财产品借新账还旧账，牵累了银行。事实上虽然地方债的确吸收了大量流动性，但该观点仅为一种推测，缺乏有力数据支持。根据周小川行长“两会”发言，“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融资10万亿多，另外审计署公布银行直接贷款给地方政府5万亿多”，总数尚不足20万亿，仅占超过百万亿货币存量的小部分。2013年12月30日，国家审计署发布了《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截至2012年底，简单加总的政府负债率(债务总额/GDP)为53.51%，低于国际通常使用的60%负债率控制标准参考值。且根据或有债务偿还概率计算，政府债务率(债务总额/政府综合财力)为113.41%，处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确定的债务率控制参考值范围内(90%-150%)；简单加总计算的债务率为153.89%，也仅略高于IMF参考值上限。虽然以上结果或存在数据低估，但仍可表明我国政府负债指标总体基本安全，发生系统性危机的风险暂时较小。即使有些地方依靠理财产品以新还旧来应对债务危机，但其规模和影响尚难以造成“钱荒”。

第三种观点从贷款的去向看，近年来我国政府大规模投资计划透过银行和“影子银行”系统加以实施的结果使大量货币流向了充满泡沫和产能过剩的领域，呆、坏账较多，资金短期难以回笼，导致银根吃紧。银行业普遍存在借短贷长、期限错配是造成“钱荒”的技术性原因。这种观点指出了我国信贷资金流向上的重大问题，揭示了我国流动性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但并未能清楚、全面地解释“钱荒”。

第四种观点认为“钱荒”主要和境外“热钱”流入速度放缓以及因对美联储缩减量化宽松政策的预期增加推动“热钱”逃离有关。该观点从国际背景出发揭示了开放经济下“热钱”对我国市场流动性的冲击。客观上这种冲击确实存在，但考虑到“热钱”所涉及货币量仅占我国市场流动性总体的较小部分且非持续性，其作用是否为造成我国流动性持续吃紧甚至“钱荒”危机主因值得怀疑。

可以看出，“钱荒”是由综合性原因导致。笔者以为，以上四种观点分别提到某种表面或侧面原因，或为其标，而非其本。分析问题重在捕捉其本，方能做到标本兼治并防患于未然。本文认为，我国“钱荒”发生的根本原因是通货膨胀以及货币流通速度放缓。

针对“钱荒”的对策思考

作为一种银行危机，“钱荒”反映了长期以来我国银行业流动性管理中的风险；作为一种宏观经济现象，“钱荒”则反映了我国经济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必须认识到，“钱荒”作为宏观经济综合因素结果亦是我国商业银行需要面对的系统风险之一。所谓系统风险，是指无法通过增持资产种类数量而消除的风险。调整投资策略、分散投资标的等技术手段最多可消弭或降低非系统风险，而对系统风险，最重要在于提高自身对系统的理解和预测能力，提前对可能发生的系统性危机做出预测，同时提高自身竞争力，增强对抗系统风险的能力。虽然从银行业总体上看，目前流动性比例、存贷比和超额备付金率尚均处于较平稳水平，我国金融机构法定准备金率水平较高也是应对流动性紧缩风险的有力工具，但应看到我国银行业面临的系统风险仍在积聚。对于并未消失的“钱荒”风险，有必要提高警惕，深刻认识到“钱荒”问题背后的复杂性、长期性和危险性。

“钱荒”因中国资产泡沫化导致，同时“钱荒”也是伴随中国经济“滞胀”现象出现的。所谓“滞胀”，是指经济增长乏力加上通货膨胀，这种现象一般被认为是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不良后果。我国经济恰是一个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主导下的经济，近年来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以及通货膨胀压力增大正把我国经济带向“滞涨”泥沼。在“滞涨”压力下，宏观经济政策性调控已出现无法兼顾通货膨胀和增长的两难。因此，目前只有制度性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滞涨”问题。可以预期，包括金融业在内的各行业进一步市场化、开放化将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必然要求和未来趋势。

鉴此，我国商业银行应顺势而为，以积极和主动的姿态迎接市场化、开放化新浪潮的机遇和挑战，立足国内、扩展海外；对内深化改革，对外加强合作，着力提升核心竞争力。对内改革，关键在于加大制度优化、金融创新力度，努力提升非利息收入比例，为“钱荒”发生时可能需面对的升息或暂停部分业务等挑战做好充分准备；对外合作，关键在于走出去，使经营不再受制于国内系统风险。

从强化风险管理、化解潜在危机出发，我国商业银行应认真汲取“钱荒”教训，平衡好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的辩证关系，夯实基础、提高拨备，切实加强和改善流动性管理能力。一是从制度上进一步改进对流动性的监控、预判、控制等能力，可考虑设计并不定期进行流动性自我压力测试，检查潜在的流动性风险，尤其是表外业务发展中的潜在问题；二是建立流动性应急机制，放弃主要依赖央行在关键时刻进行流动性投放的心态，提高独立应对“钱荒”的能力，对“钱荒”危机做出预案，避免措手不及；三是对业务模式进行适度调整，稳步减少对地产、钢铁等泡沫和产能过剩行业直接和间接贷款比例，促销不良资产，提高负债多元化和稳定性，优化资产负债结构；同时，更合理规划长、中、短期贷款比例，放缓利用短期同业资金进行准信贷业务增长速度，减少“冲时点”行为，减小借短贷长、期限错配等问题；四是应加强宏观经济分析能力，对我国经济周期和金融市场波动做出合理、及时研判，并有针对性适当调整业务。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在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今天，我国商业银行应善以远虑解近忧、善以高处察不足，以危机为契机，在经济金融风云变幻中始终赢在主动、立于不倒。